来过济州的人大概都听说过三姓穴的故事，那是传说中济州始祖——高乙那、良乙那、夫乙那三位神人诞生的地方。后来，高乙那的后代创立了一个独立的岛国。新罗法兴王时代，高乙那的后代高厚、高清、高季兄弟三人渡海朝见，被授予星主、王子、徒内的封号，（新罗文武王）并赐国号为耽罗。直到今天，很多济州岛人仍喜用这一旧称，以强调其文化的独特性。
星主、王子皆为耽罗土语，即国王、将军的意思。新罗亡后，耽罗依附高丽王朝。高丽延续新罗前例，仍称耽罗国王为星主。星主的地位是独立的，所以其子也称为太子、世子。高丽肃宗10年（1105年）尽管将耽罗改制为郡县，但星主、王子的称号仍然保留，且世袭其职，保持着实质的独立。直到朝鲜太宗2年（1402年），中央政府为强化对济州的行政管辖，将星主改为左部知管，王子改为右部知管。此后，耽罗王国才算真正并入了朝鲜的版图。长期疏离于朝鲜半岛本土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使济州拥有迥异于韩国本土的语言、风俗，信仰，因而保留着很多独特的文化形态，成为韩国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的宝库。
2012年9月，第51届耽罗大典即将举行，追忆海上王国耽罗、传承独特的耽罗文化是本次大典的主题和核心。虽然济州人认为和韩国一样，耽罗也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对耽罗的最早历史纪录实际上见于晋朝陈寿的《三国志魏书 东夷传》，当时的济州被称为州胡。陈寿对州胡作了如下的记载：“又有州胡在马韩之西海中大岛上，其人差短小，言语不与韩同，皆髡头（剃发）如鲜卑，但衣韦，好养牛及猪，其衣有上无下，略如裸势，乘船往来市买中韩。”后汉书中也有大致相似的描写。
除了“州胡”，中国的史书对济州还有很多其他称呼。如后魏书称“涉罗”；北史，隋书称“聃牟罗”，新唐书称“儋罗”，其他还有“耽浮罗”，“托罗”，“屯罗”等称呼。韩致奫在《海东绎史》中解释说：东国方音（朝鲜语）称‘岛’为‘剡’，称‘国’为‘罗罗’,‘耽’，‘涉’，‘儋’皆为‘剡’ 的谐音。耽罗就是岛国的意思。我们也由此断定，韩国某些资料中所谓因高厚兄弟从半岛南端的耽津上岸，去新罗朝贡，因此赐名“耽罗”一说显然是穿凿附会。
《新唐书 东夷传》也描写了耽罗的古代民俗：“龙朔初，有儋罗者，其王儒李都罗遣使入朝，国居新罗武州南岛上，俗朴陋，衣大豕皮；夏居革屋，冬窟室。地生五谷，耕不知用牛，用铁齿耙土。”
显然，从晋朝到唐朝的二三百年间，济州人的生活状态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处于一种半原始的社会发展水平。倒是航海技术的发达和对海路的熟稔让我们可以窥豹一斑。至少在陈寿生活的晋代，耽罗人已经可以驾船来往于中韩之间从事海上贸易了，龙朔元年（661年）其国王就与唐王朝建立了联系，鉴于当时朝鲜半岛三国鼎立、战事纷扰，使者显然不可能从陆路入唐，海路是其唯一的选择。新唐书还提到：“麟德中，酋长来朝，从帝至泰山”，那么仅仅四年后的665年，其国王就亲自来到了中国。古代济州人横断黄海，履风浪如平地的本领和勇气确实令人赞叹。
到了宋朝时候，常常有耽罗的商船来往济州和中国之间贸易。史料记载：嘉佑年间，毛罗岛人（济州人）遭风漂流到苏州昆山，知县韩正彦看到船上的桅杆不能活动，就让工人给船上安装转轴，交给济州船户桅杆的起倒之法，使他们平安回国，并促进了当地造船技术的发展。现在，即使在仍然使用的传统济州木筏（테우）上，你仍可以发现这种能够灵活倒放的桅杆。
明清两代，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济州人与中国的交流来往更加频繁。在朝鲜漂流到中国的船难事件中，济州岛有关的事件出现频率之高是惊人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四面环海的济州面向大海寻找生存之路的艰难和勇气。明朝人王在晋在他的《筹海图编》里就详细记录了漂流到浙江台州的济州渔民李大一家的生活和遭遇。这一家男女老幼一起出海打渔，生活的艰难逼仄让他们都无法顾及女人不上船这样的古老禁忌。不过，当这些漂流民九死一生回归故土时，他们不仅带回了一份生还的庆幸，也把异国的文化和文明带回了自己的家乡。所以，在济州，你会看到那么多与中国东南沿海非常相似的习俗、工具乃至食品。这些自觉或不自觉的海洋文化交流，对促进济州文化的发展、形成独特的文化性格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如果说中国的史书里更多记录了耽罗（济州）曾经的艰难岁月，那么今天，耽罗大典的举行则显示了已然迈入现代社会的济州人对传统文化的自豪和对祖先的由衷敬意。全球化浪潮中的济州，绝不再是那个远离陆地的绝海孤岛，造化所钟的地质资源与美丽的自然景色已经使她享誉世界也融入了世界。但是，耽罗文化中那被海风鼓荡起的开拓之帆将是济州人永远的旗帜，引领着这片黑色玄武岩覆盖的土地上的人们不断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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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50届耽罗大典资料图片。 图片提供：赵启垣 | ||
王天泉 tianquan@jeju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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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变成了光，照亮夜晚的济州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