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险莫测的海洋总是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海上活动，海难事故在人类的历史上往往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同时也常常带来意外的惊喜，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为中外读者所熟知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就反映了这种现象。

说到中韩两国之间的交流，人们往往想当然地以为陆路交流是主要的渠道。在农耕文明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中韩古代社会，海洋活动和海路交流应该是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鲁滨逊那样的奇遇似乎只属于西方。其实，在朝鲜的汉文典籍中就保留有不少类似《鲁滨逊漂流记》的真实漂流记录——《漂海录》及相关资料。比较有名的如崔溥的《锦南漂海录》、张汉哲的《漂舟录》、金大璜的《安南漂海录》、崔斗灿的《乘槎录》等等。

有趣的是，在这些著作以及《明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等韩中官方历史档案中，济州这一地名总是不断出现。在笔者统计的明代32个朝鲜漂流民案例中，至少18起确凿无疑是和济州密切相关的——或人或船来自济州。根据台湾学者的统计，1697-1884年，朝鲜漂流到中国的事件多达175起。其中济州人的比例虽不得而知，但根据《乘槎录》的描写，崔斗灿一行遭遇狂风漂流到中国的同时，一起等待遣送回国的朝鲜漂流民还有两批，与崔斗灿一样他们竟然都来自济州。这样的情况绝不是巧合，它充分说明了以海为生的济州人海洋活动的频繁以及古代济州和中国之间海上交流的密切程度。

早在宋代就有济州人漂流到中国的记录，“昔嘉佑中，高丽臣属毛罗岛（济州的古称）人，樯摧桅折，风漂抵岸，至苏州昆山港。”（崔溥《漂海录》）而且船上有芝麻子，像莲仁一样大，但到了明代，这种芝麻子就已经绝迹了。

济州人漂到中国之后，看到中国的帆船可以把桅杆放倒、旋转，艳羡不已。这位济州船户或渔民向中国人学会了这门技术后，把它带回了朝鲜，极大促进了朝鲜航海技术的发展。  1488年，从济州出发漂流到浙江台州的朝鲜文臣崔溥，不仅在他的《漂海录》中详细记录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典章制度，而且留心学习当时中国大江南北普遍使用的水车的构造，把这项当时先进的灌溉技术引入半岛，促进了朝鲜农业科技的发展。

就在崔溥之前四年，漂流到扬州的济州旌义县监李暹，不仅得到了明代地方官员的救助和款待，而且回国之后因其能够历览一般使节无法到达的江南地区，而且作为武将可以与中国官员诗词唱和，竟被朝鲜成宗破格录用，后来成了主政一方的大员——长溪守。

此外，1470年漂到浙江的金杯迴、1534年漂到江苏淮安的金纪孙都在他们的漂流行录里详细描写了自己在中国受到的款待——衣食供给充足之外，还赏赐了大量衣服鞋袜，使得他们能够在九死一生之后，顺利地生还故土。

1612年，时任浙江按察司司事参政的王在晋在其所著的《海防纂要》一书中，就详细记录了对济州渔户李大等七人的救助过程、衣食供给的标准及主管部门。其中还记录了朝鲜语的词汇，并提到了当时济州岛人男女同舟出海捕鱼的情况。

明清时代，中国各级政府和士绅对朝鲜漂流民的救助和供馈是如此周到优厚，甚至有朝鲜人干脆做起了漂流的生意。济州岛人高闲禄更是在1827年到1837年的十年间五次尝试漂流到中国，居然成功了四次。为了赚取清朝官府给漂流民赏赐的衣物和银两，他把舵盘故意抛入大海；收受了中国官府赏赐的银两后，他又佯装掉落海中，于是再次获得一份补助银。这个贪婪而狡黠的渔民，竟然把旁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漂流事故当成了摇钱树！但从中，我们也可以更加深切地了解古代中国厚遗远人的优良传统和高尚胸襟。

这两天，韩国的新闻上正在讨论刺死韩国海警的中国船长的判刑问题，在向来民族主义强烈的韩国社会，主张判死刑的声音当然甚嚣尘上。可单是为了打一点鱼，何至于让人不惜以命相搏？姑且不论此案的是非曲直，想到这一点，恐怕有点良心的韩国人也不会再那么理直气壮地叫嚣死刑了吧！

那些漂到中国的济州人到底带回去了什么，我们无法确知。但是当年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卓立于亚洲的中国，给予了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救济则是确定无疑的。数百年之前的古人尚能如此，遑论今人？

多了解一些相关的历史，也许我们的海洋上就会少一些戾气，多几分宽容吧！

▲ 济州兄弟岛 图片提供：济州道政府

王天泉  tianquan@jeju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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